卡林专稿：穆斯林世界的危机

土耳其总统府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2018年10月19日发表在《每日晨报》上的文章（土语版）

穆斯林世界的危机

穆斯林世界在后现代性中遭遇麻烦和困难：失去意义和方向，不知不觉渗透的虚无主义，价值观的工具化，政治的死亡，竞争对手真理的主张，商业化和消费文化加大的吸引力，进步主义等等。

这一专栏的标题可以在一百年前奥斯曼帝国崩溃时及穆斯林乌玛概念失去意义和有效性的时候使用。 从那时起，甚至在此之前，危机从未离开过穆斯林世界。贾玛尔 埃尔-丁阿夫汗，马哈美迪阿布杜赫，纳米克凯玛尔，玛哈马德伊克巴尔及其他许多穆斯林学者，思想家和活动家多次把同一问题提上议程。为什么呢？ 因为危机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能假装这种危机不存在我们中间。

这种情况不适用于所有文明吗？自20世纪初以来斯宾格勒的“西方崩溃”论出现了几个版本？尼采知识分子的子孙后代饱尝西方文明介入的危机之苦，或许他们从中获得了享受。试问中国人和印度人，他们就文明的现代轨迹很可能也会作出同样的评论。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危机或为何总是存在危机。问题在于面对危机是否可以创造出克服危机的能力。托因比“面对挑战并作出反应”机制是对文明的持久性和连续性真正考验的说法是正确的。

使一个文化/或者民族能够克服危机的不是其种族，文化，宗教或地理特点，而是其制定新策略，制造新能量应对新形势和适应“面对困难时作出回应”循环的能力。

如今穆斯林世界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点。针对伊斯兰的信仰不足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信仰主义也无济于事。信仰主义者必需履行自己的责任，使得神圣的书籍能够以时代的现实得以解说。《古兰经》为解说人类在世界的命运而花费太多的时间，并解释人类如何能够面对作为这一短暂生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的逆境和困难。信仰十分可贵，以至于无法对其划定界限，是个重要的智慧，勇气和决心的源泉。但是不应该导致神学性的傲慢和知识性的懒惰。如果这样，信仰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就不会给予答案。

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我们为自己造成的危机指责他人的习惯。是的，确实有很大的实力展示。没有人可以否认在现有的世界体系中操纵已成为一种固定形式。当前的全球秩序有很多不足之处：正义不会产生和平与平等。然而，解决方案不仅是通过将这一现实恢复到位，而是还可以通过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没有人会为他们解决穆斯林国家的问题;他们将不得不处理自己的问题，并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下尽可能主动。

除了几个有尊严的例外，穆斯林国家几乎没有领导将游戏规则用于从叙利亚和也门直至巴勒斯坦以及反恐斗争问题。依赖关系、合法性问题、短期思路、自卑感和认真思考、以及在教育和研究方面缺乏投资都使得穆斯林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成为被动的观旁观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大胆的愿景、智慧和勇敢的领导。 当前就需要，而不是以后。

穆斯林世界从后现代性中遇到了困难与挑战：失去意义和方向，阴险的虚无主义，价值观的工具化，政治的死亡，对手的真理言论，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吸引力，进步主义等等。 我真正意识到这一点：许多人甚至不同意这些问题适用于穆斯林社会。 这是不对的。存在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简单的事实。

穆斯林世界通过自己的人力，自然和智力资源会做得更好。 穆斯林国家可以建立和平正义，透明度和问责制，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 他们能够且应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必将责任归咎于他人。 道德整合和思想懒惰给我们一种非虚假的正义感，但这无助于我们解决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不背离世界其它的情况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