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反穆斯林言论仅有利于达伊沙

“反穆斯林的言论仅是服务于达伊沙"
穆斯林和西方国家，无论是在叙利亚，伊拉克，索马里还是在法国或比利时，为彻底消灭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其他恐怖组织都必须要共同努力。
近期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恐怖组织这次又把矛头指向了布鲁塞尔。发生这类恐怖袭击再次揭露了全球脆弱性。然而同时也强调了面对各种恐怖主义发展新的政策已迫在眉睫。
从最近发生的卑鄙及残忍的恐怖袭击中可以得出三大经验教训。

首先，应该重审打击达伊沙战略。毫无疑问必须要彻底消除这一威胁。穆斯林和西方国家无论是在叙利亚，伊拉克，索马里还是在法国或比利时，为彻底消灭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其他恐怖组织都必须要共同努力。然而，目前的战略是集中力量发动空袭打击达伊沙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势力，但却没能阻止达伊沙对叙利亚，土耳其，欧洲和美国的攻击。
在叙利亚战争中继续“滋补"达伊沙。只要允许这场战争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达伊沙将会变得更加致命。目前达伊沙拥有的网络和获得的影响力是叙利亚战争和伊拉克政坛混乱和出现安全问题所导致的。恐怖主义让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事实：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已打死了近40万人，这个数字比其他任何一个恐怖组织造成的死亡人数要多得多。此外，阿萨德政权还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人在国内和国外沦为难民。以打击达伊沙为名无视这种可怕的事实导致异化和仇恨感加深。

在相互矛盾的一个环境中滋长了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俄罗斯-伊朗势力，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及支持阿萨德为其存在获得合法性的达意沙势力。
其次，恐怖分子没有好坏之分。无论民族，宗教或政治原因恐怖无处不在。虽西方国家已定义袭击巴黎和布鲁塞尔的达伊沙为恐怖组织，但对近两个月内两次袭击安卡拉的PKK却不承认为恐怖组织，这既不合服逻辑又不道德。允许PKK操纵欧洲系统是欧盟国家对反恐立场的一种测试。
PKK恐怖主义不应该因在叙利亚打击达伊沙为名而获得合法化，这是不合理的。
正如近期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所表现的一样，达伊沙和PKK不顾彼此对立面政治意识，在对土耳其发动恐怖袭击中却团结一致。

在这一点上，分享反恐情报消息和发展合作对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继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后真相暴露，土耳其此前曾正式文件向比利时当局通报过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易卜拉欣巴克拉维是一名外国恐怖战士的情报，但比利时当局对此没有理会。
易卜拉欣巴克拉维早先是在土耳其加济安泰普被捕的，在2015年6月应其本人要求被遣送回荷兰的。在过去的三年中，土耳其已把3千多人驱除出境，另外3万7千名与恐怖组织有关的嫌犯被列入禁止入境的恐怖主义名单中。名单中的很大部分人都来自欧洲国家。
第三，在每起恐怖袭击发生后激化的反穆斯林情绪再次成为极端分子煽动暴力筹码。

欧洲和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者不失时机，将近来的袭击和反穆斯林意识用于自己的政治目的。

有关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同质化说法有损于反激进化，反暴力极端化的斗争。使得大部分穆斯林边缘化，实际上在帮助极端主义。将伊斯兰特殊化即无益于政治问题的解决，也不会加强我们的安全。

达伊沙恐怖组织招募成员不仅基于宗教。正如利用政治现实，还将普通罪犯，冒险者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招募为新成员。暴力自身的合法化不需要任何宗教。

研究显示，右翼极端者杀害的人数多于拥有穆斯林名称的恐怖分子。更甚者则是，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在西方成为右翼和左翼组织共同的出发点。

极端右翼保守派组织为反对穆斯林少数族群体而呼吁进行种族主义和宗教主义之际，左翼自由派学者为使穆斯林邪恶化而将女权主义和世俗主义作为最后的手段来利用。将彼此不同的结盟者连在一起的则是伊斯兰和以及有关穆斯林的集体定型和陈腐的模板。

被夹于极端主义和反穆斯林种族主义之间的普通穆斯林则再次成为牺牲品。

普通的穆斯林，一方面由于达伊沙恐怖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屠杀比非穆斯林更多的穆斯林遭受痛苦之际，另一方面则遭受利用达伊沙恐怖组织廉价的政治目的来企图制造反穆斯林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恐惧症者抛出的歧视以及种族主义，然而其绝无勇气将这些罪行推给其它的极端和激进组织。

穆斯林呼吁人们谴责达伊沙恐怖组织并已做到。不管何时发生一起恐怖袭击，穆斯林成为潜在的嫌疑人。

但是以同样的方式就新纳粹主义质问普通德国人时，他们绝不执行；或者就布鲁维克事件质问挪威人，再或者就麦克维事件质问美国人，他们也不会自我质疑。

欧洲和美国的恐怖分子在自己的宗教和身份几乎不被参考的情况下得以审理。

总而言之，达伊沙恐怖组织和伊斯兰恐惧症彼此滋生和补给。

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SETA发布的欧洲伊斯兰恐惧症报告显示出，欧洲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蔓延，成为反对派政策、轰动效应新闻意识和宗教排斥主义的一种工具。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利用恐吓政策推进竞选活动之际，同时在忽视了遵纪守法，缴税纳税的美国穆斯林。

西方世界将反穆斯林作为工具来利用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政治益处，但长期来看会导致更多的问题。反恐斗争应该继续下去，但是需要一致性和效率。

为了政治机会主义而指责牺牲者，利用公众的“愤怒”不服务于“共同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