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76周年之际解读土耳其国父

土耳其共和国的建国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938年11月10日与世长辞。正如所有的伟大领导人，阿塔图尔克有许多能够被罗列出的成就。

其中居首位的是在国家管理制度中建立共和国体制。近600年的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共和制度建立，今年则庆祝了共和国的第91个成立周年。开始于19世纪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西化进程，还体现在西方出现的共和体制中。这一状况从政治历史角度来讲是一个结果。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出阿塔图尔克政治生活的基石西方化理想，一定程度上又引发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败。
就像所有的创业领袖，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所实施的既由于自己的领导个性，又由于当时的条件。领导人是能够清楚阅读时代之精神，并为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利益服务的有远见的政治家。这些领导人会使自己的理想正确并有效的与时代条件相符合。但另一事实是，某一阶段所实施的面对时代之精神的改变，需要被更新和加强。这也同样适用于土耳其共和国。

其中阿塔图尔克至今仍然有效力的特点之一是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想法。阿塔图尔克其实极力强调理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是伊斯兰教要求的一个原则。阿塔图尔克的理性原则，不仅基于伊斯兰思想史，更重要的是同时还基于现代化理念。
阿塔图尔克基于基础是19世纪启蒙时期出现的实证主义思想。无论实证主义是多么倡导合理性和现代性的思想，但对于宗教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则是革命性的。在土耳其实证的做法也导致出现对人们宗教生活的限制性和排他性政策。在土耳其共和国的特定阶段曾出现由于对阿塔图尔克的误解造成的一些错误的做法。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遗留下来的最重要遗产之一是共和国体制的实质固有的国家意志概念。“主权无条件地属于国家”的原则就反映了这一概念。国家主权原则的实施首先是在1931年，随后是在1950年通过直接选举的途径得以实现。把在随后的年代里民主进程中出现的错误做法归于阿塔图尔克是不正确的。例如，民主和机构在军事政变中被废除，并在其之上建立军国主义难道是阿塔图尔克遗留下来的吗？当然不是，而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告知想要参政的士兵应脱下身上的制服。土耳其于1960年、1971年、1982年、1997年发生的军事政变无非就是违背了阿塔图尔克提出的国家意志原则。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基于西化、共和国、理性与国家意志的土耳其共和国之另一原则是“国家太平天下太平”。土耳其共和国在被称为阿塔图尔克时期的1923年至1938年间确实是遵循了一个真正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些艰难的岁月出现的所有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都是通过和平手段得以解决，绝对没有采取战争和冲突的手段。阿塔图尔克没有效仿在这一时期有影响力的墨索里尼、斯大林和希特勒等具有“攻击性”的领袖，一直坚持平衡与和平的政策。使土耳其处于可能导致陷入战争的问题之外，或者是试图通过条约来解决问题。在这一政策的最具体的例子如下：1934年的巴尔干条约，1937年的萨达巴德条约，并于1932年加入国际联盟；与以英国、法国、苏联为主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与意大利、希腊、伊朗）签署了和平条约。这个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很大程度上也一直延续。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土耳其参与在冷战时期以及其后的一些战争和冲突，从而破坏了这一原则。正如在合理性和国家意志原则的实施一样，须承认的是外交政策的实施上也曾出现一些偏离。
总而言之，牵头的理性使以国家意志和和平外交政策为基准的共和国延续至今，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之远见的一个证明。排除过去曾出现的一些有问题的做法，比如必须戴帽的强制性做法，今天重新揣读理解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是有益的。当然，这需要通过始终使成为阿塔图尔克灵感来源的伊斯兰和普遍的（西方）价值放射光芒来实现。且必须总是反复阅读理解时代之精神，以此前进，切忌不合时宜的做法。
以上是马尔马拉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讲师拉玛赞•谷赞教授有关此课题的评估。